参见[德]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吗?(上)》，《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第153-161页。
刘某方认可合同法及担保法相关条文作为自己主张的法律依据。但刘某并不知道相关的法条，依然是几经反复交流并由法院提示。
正是在此意义上，一定语境一定时段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公共认同，其根本在于设想并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以积极面对并处理司法职业人与社会一般人之间不断延展的矛盾的相互性。第四步，法院分析了各个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如合同效力、偿还义务、担保义务、恶意串通的条件。为论证这一观点，笔者将在上述司法方法样本上依次分析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司法方法的理由论证的追求存在什么局限及怎样待之为宜，司法方法的审判管理设想的真实意义何在，司法方法的修辞策略是否包含有价值的方向，及如何理解司法公正更适宜，并怎样理解司法方法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更恰当。[32]同前注[4]，邹碧华文。七、结语 争议特别是上述公共认同的概念，最终或意味着，任何单独一方将自己的司法公正理解定义为普适的，将自己理解的司法方法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视为真正的，均将步履艰难。
四、修辞的价值·司法方法的开放性 九步法提出者所提案例中，法院运用方法的三个关键步骤，使权利请求清晰、确定法律条文及证明要件所需的相关事实，均涉及与当事人如何交流的问题。也因此，过去法学界一直努力的、通过语义及学术惯常操作方式以寻找教科书式的概念的运作，或许更多为一厢情愿，置身实践中，它们总会遭遇不满非议甚至抗拒：一方面，此是因为法律实践的利益对立始终会发挥操纵分裂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中不同知识理解、价值判断和心理情感亦会发挥挑起分裂的作用。作为这个中介环节，宪法以序言上承作为国家立国根本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追求，以正文规定具体的宪法制度与宪法规则，下接其他国家法律规范。
换言之，国家机器在政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法治的最高权威就在于捍卫国家作为官僚机器的运作，而党只有通过选举才能进入国家机器来临时性地领导国家。国家法只是法的类型之一。如果法律修改或者立法触及到了重大政策，且有可能与现行的重大政策发生冲突，那么必须要将相关问题提交重大政策的制定者党中央批准。党要扎根于社会，但不能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摧毁国家法律机器。
因此，程序正义、权利保护、权力制衡、有限政府等观念都成为现代西方法治观的核心内容，国家法中心主义也成为其基本立场。（三）高级法：党章在中国宪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法治的权威在于宪法作为一种高级法，实现了从 价值规范或政治原则向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则的过渡。
因而，党国宪政体制并非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关键在于党是什么样的党，国是什么样的国，党如何领导国，党和国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建立稳定宪政体制的关键所在。俄国共产党依靠集中在大城市的工人阶级队伍，通过暴动迅速掌握国家机器并由此来统治整个社会。在此，党本身具有两个形象：其一是作为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常在代表，由此，法大而非党大，党必须遵守人民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因此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说中国宪法的灵魂就是宪法序言中已经充分表达的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政治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党如何领导国家、如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对宪法和法律的态度和立场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不是宪法所能够规定的，而这些内容都是由党章规定的。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一）国家法中心主义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影响 晚清以来，中国法治进程一直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极大影响。相反，党始终保持独立于国家的权威。这就意味着《决定》试图坚持法律多元主义法治观，在法律规范体系、法律实施主体、法律实施环节和法律文化传统等方面，建构多元主义的法治格局。而这个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着移植而来的国家法律体系、本土传统习惯法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党内法规等等法律多元主义的规范性要素，进而已经形成了党领导国家的宪政体制，形成了政策与法律互动的法律多元主义格局。
国家法中心主义所谓的法仅仅是狭义上的法，即国家法。进而，党大与法大的讨论实际上涉及了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
四、党章与宪法：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四中全会《决定》将党的领导和党规党法纳入到中国法治建设蓝图中，必然涉及党规与国法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批判苏联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批判最终集中在苏联共产党丧失了革命性、先进性、特殊的伦理要求和超验的道义使命，在党国整合宪政体制中，苏联党加速蜕变为依附于国家机器的官僚利益集团。
2014年下半年，修远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共同展开课题研究，试图从现代法理学、中国特色党国宪政体制、党章与宪法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重大问题。比如，古罗马帝国即使在对罗马法进行了法典化编纂之后，依然保持着皇帝敕令、元老院法律、裁判官法以及习惯法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事实上，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恰恰回应了古典宪政秩序向现代宪政秩序转变的历史性难题，不仅要以党建国，而且要以党治国。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改革，即重建被党摧毁的国家机器，让党适度地退出国家治理的范围，从而在党和国家之间进行适度的分权，以便发挥国家官僚机器的理性化治理能力。（一）党国宪制的两种模式 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党国分离体制。这种成文宪法观秉承了国家法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忽略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角度。
中国党国体制的调整和完善尤其注意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大规模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党国分立宪政体制中的积极有益的要素，尤其是市场经济、权利保护、有限政府和法治国家等，从而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实践层面体现为，党章的变化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不断推动宪法的变化，因为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为宪法的变化引入了推动力量，防止国家法治陷入官僚化、程序化的因循守旧而导致国家发展停滞不前。
这就意味着党带领人民最终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受这种西方法律思维的影响，《决定》并没有独立地将政策纳入到法治多元体系中。
由此，在党国动态平衡体制中，党一方面独立于国家，但另一方面又整合在国家之中。但是，这场批判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得党对于国家官僚机器和围绕官僚集体形成的利益集团始终保持警惕，从而成功地避免了共产党在一党执政之后堕落为官僚利益集团的新阶级陷阱。
然而，现代法治的引入非但没有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法律的权威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使中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动荡局面。而之所以制定宪法，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中国各族人民的奋斗成果，并规定国家运行的基本原则和任务。如果说宪法作为中介要打通自然法或高级法与实定法，那么宪法所遵循的自然法或高级法的原则就体现在党章以及由此产生的党所秉持的政治哲学中。最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良性互动最终统一于党所确立的依法治国这个 方针之中。
（一）党大还是法大？ 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往往被简单化为党大还是法大。《决定》的核心议题是理顺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开启学习、借鉴和移植现代西方形式法治，国家法中心主义再度抬头。由此，在宪法序言中，不仅确认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而且确认并规定了政治协商这种政治运作模式，而且确认并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党章不仅高于党，而且大于党。因为这里所谓的法不再局限于法律实证主义的国家法，而是在法律多元主义的视角中包括了天道、自然法、神法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法。
严格说来，19世纪以来的全球宪政大体上都属于党国宪政体制，因为无政党无以组织国家，国家必须通过政党来组织和运转。中国对苏联模式的第二次批判，不仅是探索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且否定了政党官僚化这种党国高度整合的苏联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既强调在专业技术现代化的意义上来领导国家，又强调要超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扎根社会、服务社会的先锋队组织，从而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保持平衡。规范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的国家法体系（包括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政党要承担起整合分散的规范性力量的政治功能。
而在政党法治国的建构中，核心在于处理好党章和宪法、党规和国法、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并在党国宪政体制的制度框架中对这一党法关系问题加以回答。规范执政党和党员的党内法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党领导人民的权力最终来源于党承担起自由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从早期苏俄布尔什维克化到本土化的发展演变。
如果从这种法理逻辑看，党大与法大的关系就会发生逆转。（三）政党领导的多元一体法治国 四中全会《决定》从实际出发，尊重并总结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